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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已经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根据2018年7月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调研显示,用过手机支付的香港市民不到3成,使用者年龄集中在25-34岁,而50-64岁市民使用最少。同时,香港市民过去一年的支付渠道以现金及八达通为主,分别达99%及97%,手机支付只占20%,网络支付也只有13%。
  第四,监管环境有待改善。得益于香港发达的传统金融行业,其监管体系也十分完备,但正是由于完善的监管体系,使资本量较少、专注于在线业务的金融科技公司难以满足传统的监管许可要求。同时,监管层认知落后、传统金融势力阻挠等问题都导致了金融科技公司发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 随着苹果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开始涉足金融领域,华尔街突然意识到来自硅谷的一种无法忽视的威胁。
  虽然受《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影响,一家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不能同时成为一家银行。但科技巨头们正在悄悄绕开这一管制,通过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不断夺取银行的客户关系资源,将利润最高的业务收入囊中。而银行未来恐怕会逐渐“水电化”,仅仅提供存钱的基本服务,虽然重要,却不再受人关注。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严格区分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分界线,所以互联网巨头们可以野蛮跨界生长。这究竟是福是祸呢?我们现在还不好下定论,但至少从“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个角度看,科技企业的金融业务未必会更强。当然,随着商业文明的逐渐完善,商业法律的不断迭代,我相信中国的金融科技一定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全球范围来看,传统银行的业务将被压缩至最基础的功能范围内。不仅高利润的服务内容被科技企业切走,就连支付业务也可能被数字货币颠覆,因为在“点对点”的数字货币支付场景下,已经没有了银行的立足空间,就像有了手机之后人们不再需要BP机。 2010年以前,国内光学膜领域基本处于技术空白期,同时国外光学膜厂商对我国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导致我国光学膜严重依赖进口,而长阳科技改变了这种局面,2016年公司完成了反射膜的全面进口替代。
  长阳科技在招股书中强调“注重研发和创新能力”,但中国网财经记者发现,长阳科技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营收的比例却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6-2018年,长阳科技研发投入共计0.59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84%,而同期可比公司裕兴股份和航天彩虹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68%和5.08%。对此,长阳科技在回复中国网财经记者的函件中表示:公司为非上市公司,存在创立时间短、资金实力有限的实际情况,有限的资金需要兼顾研发和生产的平衡。未来随着公司上市后融资环境的优化,公司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公司将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公司的研发费用率将大幅上升,达到并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但科技企业在美国并不会彻底取代银行,因为其较成熟的商业文明体系不会允许颠覆金融行业格局的情况出现。比如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试图建立自己的银行。但无论是尝试收购地方银行,还是申请自己的执照,每次都被监管机构、说客、议员和监管机构组成的团体阻挠,最终经过近10年的挣扎,在2007年放弃了申请银行执照。
  这说明了在行业壁垒分明的美国社会,科技企业受到了严格监管,不可能彻底取代银行,二者只能选择合作。当然,合作的结果就是科技巨头把利润最高的业务切走,银行只能从事最基础的资金保管、流通等业务。在首次发布《虚拟银行的认可》的十九年后,虚拟银行距离真正开业运营只有一步之遥。在追赶金融科技发展的路上,香港选择了以银行和科技的结合作为突破口。那么,被寄予厚望的虚拟银行,能够改变香港的金融科技格局么?
  虚拟银行是什么?根据香港金管局的定义,“虚拟银行”是主要通过互联网或其他形式的电子渠道而非实体分行提供零售银行服务的银行。
  与内地的银行概念相比,虚拟银行可以说是民营银行、互联网银行、直销银行这三者的交集。
  除了需要满足《银行业条例》中的“3亿港元最低缴足款股本”要求,2018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修订本指出,金管局会优先处理能证明具备以下条件的申请:第一,申请人具备足够的财务、科技及其他相关资源经营虚拟银行;第二,申请人的业务计划是可信和可行的,能提供新客户体验,并有助促进普及金融和金融科技发展;第三,申请人已经建立或有能力建立合适的资讯科技平台支持其业务计划;第四,申请人获发牌后能较早开始营运。
  从上述要求可以看出,虚拟银行并没有被要求一个固定的经营模式,监管也鼓励参与者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状况自行申报各具特色的运营模式。并通过这种方式引入内地最具创新活力的金融科技行业内的顶级玩家。
  花费偌大精力,香港为何会有如此举措?变革中掉队的香港,香港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然而,在近年崛起的金融科技创新浪潮中,香港已经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2018年金融科技全球中心城市报告》显示,综合金融科技产业、生态、监管等因素,香港的综合指数排名全球第十,远远低于纽约(第三)、伦敦(第四)的排名。在中国所有金融科技发展城市的排名中,也落后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具体来说,从以下几个方面可见端倪:
  第一,科技创新支持程度低。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发布的《2017年香港创新活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香港本地研发支出占GDP比例仅有0.8%,远远低于北上广深杭平均5%-6%的水平。与金融科技创业相关的政府资助或拨款申请流程冗长,一旦申请被退回,高昂的时间成本便足以导致创业失败。
  第二,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缓慢且不平衡。基础设施上,香港具有齐全的传统金融交易所及金融信息服务公司,但缺乏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基础服务设施;传统金融科技化方面,银行、券商、财富管理等领域科技化程度尚可,居民的金融服务也较为方便;互联网银行/证券/保险方面,互联网证券(无线下物理网点的证券机构,非内地的互联网证券业务)遥遥领先,但互联网银行、互联网保险驻足不前;新金融业态方面,第三方支付特别是移动支付极不发达,消费者更多使用现金、信用卡、八通卡等,网贷、众筹等模式的规模不大。
  第三,消费支付仍为线下方式。香港目前仍以现金、八达通、信用卡为主要支付工具,移动支付尚有待发展。
  银行已经意识到了科技巨头的威胁,但明知“有毒”,却仍要吞下“糖衣炮弹”。这和银行的经营模式有关,银行有三大基础功能:1.资金保管;2.资金调动;3.流通网络。其他业务如信贷业务、资产管理、交易业务等等,都是在这三大功能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万变不离其宗。
  但是银行也有短板,就是接触客户、获取客户的能力不如新兴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在美国,是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科技大佬,在国内,是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科技企业的产品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每天都离不开的,对用户来说是最亲切最熟悉的获取服务的“入口”。Facebook全球有20亿用户,微信有10亿用户,如果他们能凭借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更快捷、专业、免费的金融服务,那用户为什么还要依赖传统银行昂贵且低效的“咨询服务”?不难想象,如果你在手机上轻点两下,微信就能根据你的情况为你量身定制一套理财方案,而且事实证明效果和银行的方案一样好,而且还完全不收服务费,那么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
  所以银行面对科技企业的挑战,只有“等死”与“找死”两个选项。要么选择与其合作,让科技公司将成为银行的分销来源,但结果是客户关系将被科技企业夺走,这是“等死”。要么选择和科技企业划清界限,坚决不让其接触自己的客户资源,但下场是立刻被客户抛弃,客户会毫不犹豫地转投其他能提供更便捷服务的银行,这是“找死”。两相权衡之下,还是“等死”吧。
  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了。苹果、谷歌、Facebook都已经或者正在准备进入支付领域,苹果与高盛联手推出信用卡业务,亚马逊寻求与摩根大通合作推出支票账户,亚马逊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在小企业贷款领域蚕食银行的地盘。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银行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业务被科技企业夺走,越是高利润的业务,也将越早迎来这一天。麦肯锡称,北美金融业1.35万亿美元营收的40%可能流向亚马逊等科技公司,或因价格竞争而流失。
  注:裕兴股份 2018 年年度报告尚未公告,表中按照2016年和2017年两年数据计算。
  此外,中国网财经记者还发现,长阳科技曾陷入专利诉讼。2017年5月和8月,日本东丽以长阳科技侵犯其拥有的两项专利为由,将长阳科技告上法庭,要求其“停止侵犯发明专利权行为”、向支付侵权赔偿金等合计2610万元。
  虽然,在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发明专利权”无效后,深圳中院驳回日本东丽的起诉,但随后日本东丽方面又将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复审委员会告上法庭。案件已进入审理阶段,但截至招股书签署日尚未正式开庭。
  长阳科技在招股书中表示,如果在上述诉讼中败诉,将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不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金亚东承诺,如公司因该等事宜在任何情形下被要求承担赔偿、补偿或其他责任的,其将全额承担因该等要求致使公司承担的全部支出及费用,且在承担后不向公司追偿,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不过,由于“科技含金量”是科创板企业的“生产力”,如果在专利诉讼中败诉,是否会影响长阳科技的IPO进程,中国网财经记者给长阳科技发去了采访函,但截至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9-04-30  【打印此页】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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